救還是不救，已成為中國股市最大的議題。在這個言論角斗場裡，不救論的代表，是《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在其最新的「財經觀察」中，她以「何必諱言『不救市'？」為題，慷慨陳詞：「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應救，不能救，亦不必救。這本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常識，也是市場監管者理當踐行的基本准則。」
如此簡單而直率的表態，代表了「市場派」大無畏的態度和真理在手的洋洋自得。中文字詞向來就容易引發岐義和聯想，如果胡舒立的「救」是指左右大盤指數，那麼其言論尚可接受。如果把「救」理解為政府的管治（regulate），那麼「不救市論」則只能說是無知者無畏。因為不論是西方還是中國，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不論是作為事實描述，還是價值判斷，放任自由的經濟一直就是一種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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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市場與政府關系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棟。而去年出版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則讓卡爾·波蘭尼適時地來到中國。此書寫於1944年，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工業化時代的大轉變，以經濟社會史的宏大背景，全面清算了「市場自發調節論」的天真和幼稚。正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前言中所說的，波蘭尼讓人們感覺到，他是直接針對當下問題發言的。他的觀點，他的關切，是與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圖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對國際金融組織的動亂者和示威者們提出來的問題是一致的。
斯蒂格利茨對此書中心議題的概括是：自發調節的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它們的缺陷——不僅僅就它們的內在運轉而言，也包括它們的後果（如對窮人造成的影響）——是如此重大，以致於政府干預成為必需；以及，所產生的這些後果是否嚴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變遷的速度……他還廓清了各種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之間的相互關聯：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成為新工業利益的婢女的，而這些利益又如何對這種意識形態加以選擇利用的——當他們的利益有要求時，他們照樣會要去政府干預。
後面一句尤其切中今日中國輿論的要害，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似乎成為一種不可褻瀆的教條，而實際上，操起這個尚方寶劍的人，卻有意或無意地促成了政策的偏向以及各利益群體的得失。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如果說「反對政府干預」的簡單信念，曾經有過促進民營化、讓國有資本退出市場的功績，那麼在今天，它也有可能成為改革前進的絆腳石。
因此，撇開種種模糊而情緒化的詞藻，我們需要思考的真問題是：政府應該如何插手市場，而不是該不該插手（插手一詞有貶義，但從市場乃無形之手的比喻引申，插手是個好詞。此處的確切含義即英文的regulate）市場。這一議題，也正是今日中國政策最大的症結：市場和政府的邊界。
但凡討論重大議題，漢語的模糊性，或者說語詞的誤讀，常常讓我深感憤怒，或者悲哀。以目前最熱的詞「救市」、「托市」、「政策市」等來說，沒有一個不帶感情色彩，一出口就有言外之意。圍繞這些詞而展開的爭論，往往讓真問題消失，既無助於學理辯論，也無法進行細致入微的考量。如果我們用regulate來代替，也許很多誤解和爭議都消失無蹤。其實，即便譯成「監管」，也有某種壓迫感，稍微中性的翻譯，或許是調控，或介入。
在各類著作中，regulate一詞有各種譯法，如管治、規制、管制或監管。《比較》雜志13期曾有一個監管的專題。按理查德·吉爾伯特(Richard Gilbert)的總結，regulate的主要方式包括公有化、專營權競標、以成本為基礎的價格監管、反壟斷、分拆等等。
當我們具體討論某個市場時，會發現regulate無處不在。中國許多產業的價格和市場准入已放開監管。而在成品油價格、電力等能源和資源市場，價格並未放開。在出租車運營、公共服務方面，市場准入和價格監管，也基本沒有放松。而教育和衛生領域，更是市場最為失靈之所在。在這些信息不對稱的地方，我們討論的議題自然不是要不要監管，而是該如何監管。
在《大轉型》中，波蘭尼重點分析了三個市場，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在他看來，與此前的社會形態相比，市場經濟源自這樣一種預期：人類以獲取最大的貨幣所得為目標而行動。由此，生產、貨物分配都被價格所控制。以此來看，勞動力、土地和貨幣，沒有一個是為了出售而生產出來的。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虛構的，他稱之為虛構商品。具體來講，這是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所虛構出來的。
恰恰在這三個市場，自發調節的市場的軟肋暴露了出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些價格——以及更廣泛而言的投資者預期——表現出來的過度變動性可能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災難。斯蒂格利茨說，自發調節的市場並不總是像它鼓吹者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起作用。甚至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自由市場體系信仰的堡壘，都不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匯率，盡管它們從來沒有給出一個內在一致的、有說服力的解釋。
回到中國，年初修改的《勞動合同法》已引起諸多意見，張五常先生甚至發表九篇反對新法的文章。且不論此法的最終效果，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已是不容辯駁的事實。而說到房地產市場，最遲鈍的相關者都明白，這裡最大的受益人，恐怕不是開發商，而是政府土地部門。而說到貨幣，不論利率、匯率，還是存款准備金（其實是對銀行商業行為的干預），政府的手早已無所不在。
不論經濟學理論，還是中國的現實，都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市場不是要不要干預，而是如何干預？回到「救市」不「救市」，議題則應為：政府該如何regulate，而不是置身事外。裝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只會讓局勢更為惡化。
在今日中國，認為政府應該干預的人，不會倒退到認為「計劃經濟優於市場經濟」的地步，而信奉「市場自發調節」的人，恐怕也不會激進到認為「政府全面退出教育和醫療」的程度。所以，有意義的論辯，應該是具體到某個行業、某一領域，政府應該與市場達成什麼樣的關系。
在波蘭尼那裡，市場經濟在歐洲逐步推廣的過程，也伴隨著所謂的社會轉型，即社會針對經濟的市場化而自發產生了旨在自我保護的「反向運動」。他不是把市場經濟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太多地被當作改革的目標本身來對待，而波蘭尼強調的是一些更基本的價值，比如免於饑餓、暴力和恐懼的權利。這些基本價值與自發調節的市場的意識形態之間有時無法兩全。
馬克思曾經以《哲學的貧困》回應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而卡爾·波普則以《歷史主義的貧困》（又譯《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回應馬克思。今天，謹以「市場決定論的貧困」向思想導師們致敬。說實話，市場決定論是我在此生造的一個詞，指代那些「市場無須干預」的天真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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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思考，站在前工業社會，市場具有某種進步意義。而站在今日歐美國家或未來社會來看，市場有其局限和弊端，比如過度頻繁的價格波動和金融動蕩。中國的尷尬之處在於，還沒充分享受到市場經濟的甜頭，就要開始面對其惡果。
私有比公有好，競爭比壟斷好，放任自由比調控好，已經成為許多人的下意識反應。它們或許在一般行業適用，但在貨幣和金融領域，有些理論預設必須重新反思。在無數割肉不見血的交易中，財富歷經了慘酷的重新分配，在強國與弱國之間、在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
下面我用自己有限的閱讀和思考，斗膽分析一下當前錯綜復雜的金融局勢。
與當年由郎鹹平攪起的國資流失論類似，《貨幣戰爭》卷起的旋風，更多展現了社會和民眾對某種局勢的擔憂和警覺，但在學理上存在諸多錯漏。《貨幣戰爭》的意義，不在於那些缺乏佐證的陰謀論，而是讓不少信奉「自我調控的市場」的人們猛然警醒：和實體經濟不同，金融市場在危機關頭，不是多贏的游戲，而是弱肉強食的角斗場。在這個意義上，和平年代的民族主義，更多是狂妄和無知，但在國難當頭（軍事或金融戰爭中）時期，民族主義是基本的求生策略。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持有不同貨幣的人，站在不同的陣營裡。
關於今日國際金融格局和中國宏觀政策，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如果我們仍然在加息、人民幣升值、提高准備金率等簡單政策工具上打轉，那終究免不了動輒得咎、投鼠忌器、捉襟見肘的困局。拋開水土不服的經濟學教科書，我們需要更富戰略洞見的言論。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郎鹹平的「二元經濟」、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分析師滕泰的「新財富論」，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的「人民幣國際化」以及民間學者劉軍洛的分析，大致擊中了要害。
凱恩斯早已說過，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的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使少數人暴富。這句話不僅在某一國家內部適用，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也是如此。
在地球村裡，美國就相當於中央銀行，而硬通貨就是美元，失去貨幣權的國家，手裡攥了一大把綠油油的「廢」票——一旦美聯儲的印鈔機開足馬力，弱國手裡的錢就不斷縮水。以今日來看，遍及全球的通貨膨脹，從韓國到阿根廷，從中國俄羅斯，無一不是美元貶值的犧牲品。因為半個世紀以來，美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儲備資產、國際支付手段，甚至一些國家的結算手段。美元的貶值，和石油、糧食價格的暴漲，是一回事。中國人民多年積累的財富，通過強制性結售匯體制變成了外匯儲備，而美元貶值和能源、原材料、糧食價格的瘋長，則讓這些儲備一天天縮水。
「中國流動性泛濫的根源，是美元的流動性過剩以及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缺乏足夠的彈性。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滕泰在一兩年前就如此分析。以此觀之，貿易順差不斷上升、外匯儲備瘋狂增加、國內流動性泛濫，幾乎是三位一體的現象。
要終結流動性泛濫，抑制物價指數，只有兩條道路，要麼改變強制結匯，要麼就扭轉過度的貿易順差。後者涉及產業結構調整，而前者則早該著手改變。滕泰說，二戰後形成的歐洲美元市場、中東的石油美元市場、日本和東南亞的亞洲美元市場，都讓多余的財富轉成外匯，由居民、企業持有，還可以去海外買東西。而中國的外匯，則通過強制結匯，幾乎完全在央行手裡。目前雖有松動，但恐已生不逢時。
貨幣主權改革的下一步，是讓「人民幣走出去」，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資產和國際支付手段。李稻葵為此提出過一個「人民幣國際化」路線圖。大致分為三個步驟：一，針對海外投資者，在海外發人民幣的主權債務，讓他們逐步學習和買賣人民幣的債務；二，推動在一些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中，以人民幣來結算。第三，在時機成熟的時候，逐步考慮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
針對美元貶值的大勢，民間人士劉軍洛曾提出「次級金本位」的觀點。在2000年左右，他便呼吁國家建立由黃金、石油、農田、銅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資源組合的貨幣儲備支付體系，對抗一場殘酷的美元貶值和世界性通貨膨脹。
中國目前的困境，不僅在金融和貨幣領域，更讓人擔心的是實體經濟。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今年1-2月全國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6.5%，比去年1-11月的增速大幅下挫20.2個百分點。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外需放緩和輸入型通脹推高原材料成本，導致上中下游企業利潤分化嚴重。
郎鹹平近來多次提出的「二元經濟」論或可解釋其中的深層原因。他說，「今天的中國經濟非常特殊，而且和宏觀經濟學教科書講的是不一樣的情況。哪些部門過熱？在這麼多年地方政府推動以GDP為主的理念之下，比如說房地產、鋼鐵、水泥和政績工程形象等等，包括高速公路大橋以及替他們融資的銀行，大型國企和股票市場都是過熱的。其他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制造業基本上是過熱的。在這種二元經濟的環境之下，你推行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裡面的金融調控，那效果就非常明顯了。」隨著制造業環境的惡化（勞動力成本升高、出口不暢），越來越多的實業資本跑去炒樓，炒股。
從這個視角來看，以加息和提高准備金率為主的宏觀調控，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宏觀調控（加息和緊縮銀根）會使得過冷部門以及區域之間的部門再度產生資金逆流轉的現象，流向過熱部門。過熱部門過熱，而過冷部門過冷。更深入的思考，則是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定位存在戰略失誤。勞動型密集的制造業在國際貿易中沒有議價權。
2008年2月，劉軍洛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出12條對策，其中既有「救市」對策，如建立3000億美元股市托盤基金，暫停股指期貨；也包括對弱勢群體的財政補貼。如由公共投資大力轉向購買公共福利；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補貼，建立「社會共住房」；國家資源公有化；壟斷行業私有化；取消出口退稅，向資源類產品出口增收高額出口關稅；大幅再大幅提高個人收入，大幅再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
不論是郎鹹平的「以微觀經濟學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李稻葵的「人民幣國際化路線圖」，還是劉軍洛的對策，都不是一兩道政策可以簡單推行的。這涉及到整個中國經濟體格的大調養。
寫作此文時，股市仍在莫名恐慌中。從日本、中國台灣到東南亞，大部分新興經濟體都沒能逃脫美元操縱、國際熱錢和炒家的襲擊。以我們現有的決策機制和輿論狀況而言，中國的前景難以樂觀。
股市的暴漲暴跌背後，有多少國際熱錢和內部莊家在操縱和盤剝，那是我們無法深知的黑暗領域。至少從目前看來，股市的非理性暴跌，讓缺乏理財手段和投資選擇的老百姓，只得忍受痛苦和絕望。在物價飛漲中，無法讓資產保值增值的人們，一天天看著自己過去積累的財富縮水。而不為人知的勢力，正在黑暗中饕餮和獰笑。
股市的長期低迷，不但會削弱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也會對消費信心造成打擊，甚至會造成經濟體其他環節金鏈的斷裂。不救市者「天真」的不干預論，正是為政者應當「不足恤」的人言！
（作者為中國《東方企業家》雜志主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