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生活或事業，有高峰也有低潮。低潮時人們容易過度悲觀，高峰時卻往往得意忘形。一個國家或社會也是這樣。今天的世界經濟，處於相對低潮的階段，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還沒有消除。如何看待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未來？最好把它放到更長的歷史視野中。
人口大國將重返經濟大國
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五千多年。根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在人類歷史相當長的時間裡，各國(地區)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高度相關； 或者說，人口規模決定經濟規模。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之間的分離，是近200多年發生的。以人均GDP衡量，過去國與國之間相差不大，例如公元1500年， 最富國家的人均GDP是最窮國家的3倍；而現在，像美國以及少數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是落後國家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基於麥迪森的數據，可以算出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的相關係數，在1500年為0.9972，1700年為0.964，1820年仍然高達 0.9423，但之後急劇下降：1870年為0.6393，1913年為0.3404，1950年為0.1554，1973年為0.148——也就是說， 到1973年的時候，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已沒什麼關係，如佔世界人口54.6%亞洲(不包括日本)，GDP只佔世界的16.4%；而佔世界人口18.4% 的發達國家，GDP佔世界的58.7%。這種情況在過去的30年裡開始發生逆轉：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的相關係數2003年上升到0.5185，預計 203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0.733。
為什麼過去250年裡各國人均GDP差距拉大，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不再有大致的對等關係？簡單地說，是因為不同的國家走上了不同的制度之路—— 有些國家率先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而有些國家沒有。儘管還有各種細節上的爭論，但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社會實踐表明，市場經濟是發展經濟、改進民生的最有效 手段。如果經濟制度不再有市場經濟與否的差異，就是說全世界都實行市場經濟，人均GDP的差異就會逐漸消失。這正是過去30年發生的情況。中國等國的市場 化改革，開始逆轉過去200年裡出現的世界範圍的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之間的背離。
所以，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測，按照目前的趨勢，未來50年、100年之後，人類可能又回歸到19世紀之前的狀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 相當，人口大國也是經濟大國。當今世界，除了中國，印度人口最多，亞洲人口占世界的近60%。所謂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也就是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關係的 回歸，或者說，是亞當·斯密1776年《國富論》中預測的西方世界與東方世界的均等化(equalization)。現在已經可以看到這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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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經濟體GDP佔世界GDP比重（點擊查看大圖）
上圖是麥迪森估計的主要國家的GDP佔世界總量的比重。大致來說，按照購買力平價算，公元0年中國西漢時，印度的GDP佔世界比重1/3左右， 到了1820年，中國的GDP佔世界的1/3左右，再到了二戰時期之後的1950年，美國的GDP佔世界的1/4強(27.3%)。未來的狀態會是怎樣？ 他推測，公元2030年，也就是再過20年，中國的GDP可能達到世界總量的23%，印度為10%，美國為17%，西歐國家合計達世界的13%左右。
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在過去30年裡的巨變。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份量和話語權，取決於它的經濟實力。近幾年，世界真的離不開中國，無論好事還是壞 事，原來是人家不帶你玩，G7、G8、OECD等等，都沒有中國的份；現在是做什麼事都得跟你商量，都得帶上你。這一點在這次金融危機後表現的最為明顯。
「中國世紀」真的會到來嗎？答案取決於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如何？我想三個轉變最為關鍵：一是從主要依靠出口推動的增長， 到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更為平衡的增長；二是從低成本、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支撐的增長，到基於創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長；三是從企業的自然型增長，到產業 整合型增長。而這些轉變進展如何，又依賴於中國的體制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全球化則是這些轉變的背景。
全球化對世界和中國經濟的影響
經濟的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第一次全球化高潮發生在1870年到1913年之間的40多年裡，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1950年則是「去 全球化」時代。以出口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世界平均水平1870年是4.6%，1913年上升到7.9%。一戰爆發後，主要交戰國的貿易幾乎中斷，儘管 非交戰國的貿易還在增加。在1929年大蕭條之後，貿易保護主義流行起來，加上二戰的影響，到1950年，世界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到5.5%，僅比 1870年高0.9個百分點(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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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及主要經濟體商品出口值佔其GDP比重（點擊查看大圖）
1950年後，全球化出現新的浪潮，特別1980年代後，全球化浪潮進一步加速。2007年時，世界平均出口占GDP的比重是25.6%。同樣 重要的是，這次全球化的方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也就是從簡單的產品貿易到價值鏈分工的全球化。原來是你生產蘋果、我生產桃，你把蘋果賣給我、我把桃賣給 你，現在是有人專門育苗，有人專門施肥，有人專門採摘，分工越來越細緻。重點不是最終產品之間的貿易，而是價值鏈上不同區域之間的貿易；價值鏈上的某個環 節做出優勢，企業就可能成功。這是當前全球化的一個特徵。
全球化改變了世界的經濟政治格局。如果說第一次全球化時，中國是最大的受害者，那麼這次的全球化，中國則是最大受益者——雖然總體而言，各國都 是這次的全球化的受益者。沒有這次的全球化，中國經濟不可能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也不會有現在的國際地位。這次全球化使生產的每一個環節分割開來， 以非一體化的生產過程，實現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中國正是抓住這一機遇，成為製造業的第一大國。100年多年前全球化和100多年後的全球化，對於中國的 命運產生了截然相反的影響。
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會不會重蹈1929年危機後去全球化的覆轍？我個人判斷，出口占GDP比重的增長會停滯，甚至下降，但不會出現大規模 倒退。上一次的教訓已經告訴我們，貿易保護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美國於1931年公佈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試圖保護美國企業，由此導致全球貿易的倒 退，反而延續了那次危機。多數的貿易保護政策，都是一部分人打著國家的旗號爭取私利。這是對本次金融危機的啟示。如果世界各國再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我們在 蕭條中停留的時間會更長，而不是更短。
以出口驅動的中國經濟增長已不可持續
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年份裡，中國的國際貿易增長率都是高於GDP的增長率。大致來說，中國的實際GDP年增長率在10%左右，出口實際年增長 率在15%左右。按照名義值算，2008年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1978年的83倍，前者是後者的6.7倍。結果是，貿易佔GDP的比 重大幅攀升。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出口與GDP的比例1978年為4.6%，1990年是16.1%，2000年是20.8%，2007年是 37.5%。這一年，中國貿易順差佔GDP的8%，而美國逆差是其GDP的8%。2008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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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出口占GDP比率（點擊查看大圖）
2001年之後，中國的出口增長有一個飛躍。有好多原因，包括加入WTO和中國競爭力的提升，不可否認，也與人民幣匯率有關。因為人民幣被低估 了，對企業而言，國際貿易比國內貿易更有利可圖。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政府對出口繼續補貼，但沒有考慮這個出口補貼多大是好，好像只是為了出口而出 口。今年上半年出口達到8000億，相當於GDP的5%。這裡面有多少出口補貼？付出這些補貼值不值？需要認真研究。
這次危機後，中國的出口受到阻礙，我認為它不是一兩年的短期危機，而是個長期的調整過程。為什麼？一般而言，經濟規模越大，貿易佔GDP的比重 越小(極端而言，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這一比重就是0)。我們可以看一組數據，世界十大經濟體裡，只有德國的出口占GDP比重(39.9%)高於中國 (37.5%)。其他的國家，美國8.4%，日本16.3%，英國15.7%，法國21.6%，意大利23.4%，西班牙7.4%，加拿大29.2%，巴 西12.2%，包括世界平均的25.6%，都低於中國(見下圖)。這意味著什麼呢？一種可能是我們的GDP被低估了，另一種可能就是我們出口依存度確實太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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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占GDP比重（2007，按經濟規模排序）（點擊查看大圖）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中國的官方統計，全國人口的55%都是農業人口，這種情況下，出口占GDP比重不應該這麼高，至少不能跟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因為農民有很多產品是自給自足的。現在，中國的出口占GDP比重那麼高，同時又有那麼多農民，說明其中存在問題。
如果此次金融危機與貿易失衡有關，那說明我們的出口增長不能再維持下去。無論其他國家是否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未來中國要以出口來帶動GDP 的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下一步怎麼辦？就需要兩個市場的均衡，尤其是開發國內市場。這裡說的開發國內市場，不是大家經常聽到的「擴大內需」，不是搞貨幣擴 張或者政府投資刺激經濟，而是擴大市場自由，激發企業家精神，更合理地利用資源，去滿足老百姓實實在在的需求。這是中國經濟本身的一次更大規模的、更深程 度的「改革開放」。問題是這個市場的潛力有多大？
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全球」
首先看一下經濟規模。中國大陸有31個省級經濟區，如果我們把每個經濟區當作一個獨立的「國家」排名，然後把它們和世界各國的經濟規模做個比較，結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中國經濟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廣東、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如果被當作獨立的經濟體，其經濟規模2008年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8位(按照匯率 換算的GDP總量，下同)，在土耳其之後(相當於土耳其的67%)，超過波蘭、印度尼西亞(世界第4大人口國)、比利時、瑞士、瑞典、沙特阿拉伯；
——排名第2和第3位的山東和江蘇，經濟規模都超過挪威、奧地利、伊朗、希臘、丹麥、阿根廷；
——排名第4位的浙江，經濟規模超過委內瑞拉、愛爾蘭、南非；
——排名第5位的河南，經濟規模超過芬蘭、泰國、葡萄牙，哥倫比亞；
——排名第6位的河北，經濟規模超過捷克、香港、尼日利亞；
——排名第7位的上海和第8位的遼寧，經濟規模都超過羅馬尼亞、以色列、馬來西亞；
——排名第9位的四川，經濟規模超過新加坡、烏克蘭、阿爾及利亞、智利；
——排名第10位的湖北，經濟規模超過巴基斯坦、菲律賓；
——排名第11位的湖南，經濟規模超過阿聯酋、埃及；
——排名第12位的福建和第13位的北京，經濟規模都超過匈牙利；
——排名第14位的安徽，經濟規模超過哈薩克、新西蘭、秘魯；
——排名第15位的黑龍江和第16位的內蒙古，經濟規模都超過科威特；
——排名第17位的廣西、第18位的山西、第19位的陝西，經濟規模都超過利比亞；
——排名第20位江西，經濟規模超過斯洛伐克；
——排名第21位的天津和第22位的吉林，經濟規模都超過越南和摩洛哥；
——排名第23位的雲南，經濟規模超過安哥拉和孟加拉國；
——排名第24位的重慶，經濟規模超過克羅地亞；
——排名第25位的新疆，經濟規模超過白俄羅斯、蘇丹、盧森堡、卡塔爾、塞爾維亞、保加利亞；
——排名第26位貴州和27位的甘肅，經濟規模超過立陶宛、多米尼加、斯里蘭卡、烏拉圭、巴拿馬等；
——排名第28位的海南，經濟規模超過塞浦路斯、坦桑尼亞、約旦、玻利維亞、冰島；
——排名第29位的寧夏，經濟規模超過加納、牙買加、烏干達；
——排名第30位的青海，經濟規模超過贊比亞、洪都拉斯、尼泊爾、緬甸；
——排在最後面的西藏，經濟規模也超過蒙古等國家。。
再看看人口。人口規模是市場規模的重要決定因素。中國移動能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訊公司，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大。200年前英國崛起時，世界總 人口不過10億，英國人口占2%左右，英國搞殖民地原因就是本土人口規模太小；100年前美國崛起時，世界總人口不過16億，美國人口占5%左右。今天中 國的人口已超過13億，幾乎等於100年前全世界的總人口，比當今發達國家總人口還高出1/4。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市場受到世界各國重視的原因。
分省來看，中國不少省的人口已超過世界上許多大國的人口總量。中國人口最大的三個省份分別是廣東、山東、河南，人口超過菲律賓、越南、德國(當今世界第4大經濟體)；寧夏、青海超過新加坡、新西蘭；西藏也超過蒙古。
上述兩方面的比較是想說明中國本身的市場潛力有多大。中國各省之間千差萬別，互利的貿易和分工非常有潛力。如果能把中國各省之間的貿易做好，中 國本身就能創造出一個世界級的市場。二百多年前，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就驚嘆到：中國國內市場的規模不亞於歐洲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市場規模。現在到真正 開發這個巨大的市場的時候了！
開發國內市場，離不開中西部的發展。過去沿海地區主導的經濟增長是與出口主導的增長相配合的。今後，中西部地區將變得更為重要。可喜的是，中國 經濟增長的地區結構已經開始向有利於中西部的轉移。改革開放後第一個10年、第二個10年，東部的增長速度超過中部和西部，但在第三個10年，特別是過去 的5、6年，西部和中部的增長速度超過東部。第一個10年增長率排在前4位的是：廣東、浙江、福建、山東，全是東部省份；第二個10年，前4位分別是福 建、廣東、浙江、山東，仍然是沿海省份；但第三個10年，前4位是內蒙、陝西、天津、寧夏，中西部佔3個。過去6年，2003年到2008年，第一是內 蒙，第二是河南，接下來是陝西、山東、山西。
這說明中國的區域經濟增長正在發生轉移，也說明中國地區之間的差距開始縮小，所以不要輕易相信中國地區差異越來越大的說法。國內市場的開發，一定會導致東部、中部、西部人均收入的均等化，中國東西部的差距有望在下一輪30年中大幅收縮，並逐漸消除。
靠什麼開發國內市場？
一般而言，支撐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有幾大要素：第一是產權保護；第二是科學、理性的思維；第三是資本市場的發展；第四是交通和通訊。
過去30年，中國的交通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1988年中國才有第一條高速公路(100公里)，1995年中國的高速公路是2100公里，到 2008年，已經是6萬多公里，並且每年以4、5千公里速度在增加。粗略估計，與 20年相比，兩點之間的運輸時間大概減少了50%到三分之二(當然城市內部除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比如20年前覺得不划算的兩地間的生意，現在就 划算了。這次經濟危機後，中國的道路建設(包括公路和高鐵)投入非常大，這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有巨大影響。簡單地說，運輸成本降低，必然使分工和交換更為發 達。如果沒有蒸汽機、鐵路、輪船，世界經濟就不可能一體化。中國交通的迅速發展，將為中國經濟一體化打下良好的基礎。
然而，開發國內市場的主要障礙，不是交通和通信這樣的硬件基礎設施，而是制度性成本。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的主要區別，是主權分割導致的交易成本 不同。由於國際貿易在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進行，出現了貨幣兌換、海關檢驗、關稅和非關稅保護等事務，使得國際貿易的成本高於國內貿易的成本。所以，降低國 際貿易的成本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比如歐盟的成立，就是要使歐洲不同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變成「國內貿易」。現在討論的東亞經濟的一體化，也就是如 何把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貿易變成像國內貿易一樣容易。
遺憾的是，中國的行政區域劃分和政府主導經濟的制度，使得許多情況下國內貿易的交易成本比國際貿易還高。這樣，各地區的相對優勢得不到充分發 揮，嚴重影響了國內市場的開發。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的一個重要原因。未來中國的行政區域調整、劃分，應該尊重區域本身的市場屬性，弱化行政功 能，否則，人為的行政劃分會割斷區域之間合理的市場分工。另外，形形色色的地方保護政策必須廢除。當中國在國際上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時候，不要忘了國內市 場更需要自由貿易。
另一個阻礙國內市場開發的因素是商業文化和誠信。如果問中國的出口廠商，為什麼70—80%的產品都在出口，而不做國內市場？他很可能回答：國 內市場難做。難就難在簽完合同，也交了貨，但很長時間拿不到錢；而出口，只要簽了合同，就能在合同期限內收到貨款。所以有些企業寧願低價出口，也不願意高 價賣給國內客戶，國內市場的不確定性太大了。可見，如果不加強法治，合同得不到有效執行，又有地方保護主義橫行的話，中國的企業家就沒有信心開拓國內市 場。
當然，不要以為對外開放已經不重要了。以出口占各省GDP的比重而言，中國各省差異非常大，2007年的情況依次是：廣東91%，上海 85.6%，江蘇61.3%，天津57.4%，浙江55.4%，福建40%，然後其他省份都不超過百分之二十幾。很多省份的國際貿易比重非常低，內蒙古只 有4.7%，河南是中國第五大經濟體，但是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6%，這說明，中西部地區還有發展國際貿易的巨大空間。
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將伴隨著城市化。中國現有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5%，改革開放初期這個比例是18%，未來30年可能上升75%。這不是 不可能的，應該說是必須的。一個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家，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經濟發達國家。過去30年，中國100萬人口的城市大致增加了200個；未來30 年，中國有4億人口要從農村轉入城市，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按100萬計算，中國要增加400個這樣的城市。
企業作市場預測，包括房地產開發，應該看到這一點。國家的發展戰略，包括新農村建設，也應考慮這一點。既然有那麼多人要到城市來，還花那麼多錢 在農村，是否合理和划算？那些設施建完之後，誰來使用？花大量的資源，究竟有沒有價值？如果幫助農村人口進城是不是更好？都值得思考。
產業創新與整合
除了開發國內市場，經濟發展的第二個轉變，是從低成本優勢到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過去30年，中國產品能打開國際市場，原因就在價格。問題是， 低成本還能維持多久？過去三四年，北京保姆的工資幾乎增加了一倍；在沿海地區，也出現了「民工荒」現象。這樣的趨勢，本來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但隨著人工 成本的上升，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如何維持？這就需要創新，生產更高附加值的產品。
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如何？在中國國家專利局授予的全部專利中，大致分三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其中，發明專利是體現企業核 心競爭力的硬指標，另外兩類專利多少有點「花拳繡腿」。從企業被授予的全部專利中發明專利所佔的比重來看，2006年，外國企業的這個比重是74%多，中 國企業的只有11%多；從整個時間序列來看，外國企業的這個比重遠遠高於中國。中國的很多專利完全是為了評比、評獎而設立的，技術含量和商業價值微乎其 微。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不容樂觀。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崛起時，一定伴隨著革命性的技術、產業的出現，比如英國的蒸汽機和紡織業，德國的化學工業，美國的汽車、電子通訊、IT 業，這些技術改變了經濟格局，從而改變了世界。不創立新產業的國家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世界經濟強國。但新產業的創立不能靠政府投資。把握市場趨勢不是政府官 員的特長。曾經有地方政府花費巨資引進錄像機生產線，結果產品還沒下線，市場上已經把錄像機淘汰了。更別說政府投資裡隱藏著大量的貪污、浪費、造假的機 會。
產業的升級換代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要靠企業家去發現。市場的好處在於，總能挑選出能夠預見未來趨勢的企業家，使他們成為新產業的領導者。中國 企業家需要努力看清，什麼樣的技術能對未來產生決定性影響，什麼樣的產業能在未來引領經濟的發展。但很遺憾，中國企業家還需要花費太多精力在非市場、非技 術方面，外國企業家聚在一起討論的是行業、產業未來格局，而中國企業家聚在一起討論最多的還是政治或政策問題。所以要進一步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提高，不是領導人一兩句話就能決定的。教育體制尤其重要。我們要培養科學、理性的思維。沒有文藝復興後的啟蒙運動形成的科 學、理性思維，就不會有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國的教育已經有不少進步，但意識形態的影響還是太大，對人的思維控制太多，而且教育體制效率太低，一定要大變 革。
最後一個轉變，是從企業數量增長到產業整合。大致上，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中小新企業的不斷增加。這次危機後，中國可能要經歷從企業 數量增長到企業規模擴大的轉變，行業併購(包括國內併購和跨國併購)會形成新浪潮，產業集中度也會大大提升。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中，跨地區、跨國企業的大 規模出現多是在危機之後。危機也有積極的一面。人死了是徹底沒了；企業死了，實際上是資產重組，使資產變得更有效。國家要在這方面調整政策，靠貸款救企業 不是辦法，該破產的就讓它破產，只有這樣，真正優秀的企業才能成長起來，成為經濟的推動力量。
警惕「國進民退」，把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
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歸根到底還是靠改革開放。未來中國能不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取決於是不是把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所謂市場化改革， 就是價格自由化、企業民營化、地方分權化、開放和全球化。中國的改革不是精心設計或深思熟慮得來的，好多是被逼出來的。日子好過的時候沒人想改革，日子過 不下去才想到改革。不要忘了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以價格自由化改革為例，1978年，100%的工業品是國家定價，大致15年後，工業品市場定價的比重佔到81%，到2004年，已經接近90%。
還有國有企業改革。前15年，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沒有變，但通過非國有企業的進入、發展，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在降低；後15年，轉向了國有企業 本身的制度變革，包括上市、拍賣等。結果，以城鎮人口就業為例，1978年，有78.3%的城鎮人口在國有企業就業，到了2006年，這一比重下降到 22.7%。
這次危機前後，出現了一個現象，即「國進民退」，大量貸款給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強迫性收購民營企業，這是需要警惕的。從長遠看，這次危機中拿錢 越容易的國有企業，越容易破產。按過去的經驗，過幾年這些國有企業的呆壞帳就會增加，銀行就會進行債務重組。1990年代以前，國有企業要錢就找銀行，積 累了大量呆壞賬，最後只能賣掉。已經重組過一次了，中國這次沒有大危機，是因為幾年前已經花了幾萬億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國家許諾的福利越來越高，未來 正常的財政收入不可能支撐，解決經費問題的惟一辦法是變賣國企股份。
國有經濟的比重現在是36%左右，到2040年應該是10%以下，不管情願還是不情願，結果可能只能這樣。國企改革的基本任務已完成，不需要再 開黨代會討論方向性問題了。最大的那些國企也已經上市，以後只剩下技術性、操作性的問題，即以多快的速度減持國有股。像中央電視台這樣的機構，未來也很可 能走民營化。由於網絡、地方台的競爭，它的優勢會不斷降低，到最後就可能沒人看了。台灣就是這樣，原來有份《中央日報》，官方地位很高，但現在沒人看了。
我相信，儘管會有短期波折，但由於過去30年的改革成果，市場化改革的大勢已不會改變。現在活得好的國有企業，基本是靠壟斷賺錢，效率很低；國企佔據著社會三分之二的金融資源，但創造的價值只是三分之一，他們都民營化後，可以想像中國經濟會煥發出怎樣的潛力。
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路徑
在新興發展國家中，中國改革最值得借鑑的一點，是先搞市場化，再搞民主化。這是鄧小平的英明之處。民主化走在市場化之前的國家，效果都不太好， 包括印度。為什麼市場化一定要走在民主化之前？因為民主是政治制度的一種，用政治制度解決問題都是迫不得已的，不該是第一選擇。
市場決策和政治決策有什麼不同？比如在一個團體中，有300人想去吃飯，市場決策是每個人自己選擇，每個人的偏好都能滿足。民主政治就好比大家 通過投票來決定是吃肉還是吃素；如果50%以上的說吃肉，所有人就必須吃肉。民主是迫不得已的辦法。如果一個國家在確立好的產權制度之前、在政府還控制大 量資源時，以為民主能解決好問題，就搞選舉民主，很容易把原本應該交給市場解決的決策交給政府，不僅導致效率損失，而且會滋生嚴重的腐敗。所以，應該首先 界定好市場與政府的作用範圍，儘可能把選擇權交給市場。
再一個，中產階級的興起很重要。如果沒有廣泛的中產階級，民主化很可能變成民粹化，甚至導致暴民政治。民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上，這要求每個公民 有基本的公民意識和責任心。中產階級有一定的私人財產，但沒富有到可以隨便欺負人的程度；他們願意並有能力承擔責任，希望社會穩定，不喜歡動亂。如果一個 社會中絕大部分人一無所有，少數人暴富，那就麻煩了。窮人可能不守規矩，他們失去的只是枷鎖，得到的是整個世界；而極端富有的人也可能不守規矩，因為他們 可以動用金錢的力量欺壓別人。這樣的社會很糟糕。
中產階段的興起，應該是通過自由市場競爭，以自己的稟賦能力獲取財富的過程。一個靠自己能力致富的人，和一個靠欺詐、暴力致富的人，對社會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在市場正當競爭中致富的人，通常有更強的公民意識、倫理道德。
當然，不能說經濟市場化可以代替政治民主化。1990年，我在英國參加一個會議，曾針對當時西方學術界流行的褒俄(俄羅斯)貶中(中國)傾向， 對中國改革的長期進程提出一個長期預測。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可以用一張仿太極圖簡單比擬：一個豎橢圓，中間畫一條S形曲線，分成兩半，從上到下看，先大 後小的一半是經濟改革，先小後大的一半是政治改革，中間畫一條橫線，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就是這樣一個關係。第一階段的重點是經濟改革，政治上又有些漸進 性；第二階段重點是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慢慢收尾。現在中國改革所處的階段，是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大體完成，剩下一些技術性、操作性的收尾工作，政治改革 又才開了個頭。在今後的改革中，政治改革的內容會越來越重要。
![张维迎：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3)]()
13億人的國家怎麼建立民主政治，現在還不好說。我想強調幾點：第一，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是漸進的，不能搞休克療法。美國建國後花了89年的時 間才解放了黑奴，花了144年婦女才獲得選舉權，花了189年的時間，也就是到1965年，黑人才獲得投票權；英國的早期選舉權是有土地、財產要求的，並 非誰都可以投票。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不可能走他們的老路，但是其中道理值得思考。第二，法治要先行，要加強司法的獨立性。沒有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不可 能有民主政治。中國政治改革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是，怎麼把民主化和精英治理結合起來。民主化改革千萬不能變成民粹化、痞子運動。美國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 結合得最好的國家，他們政治和法律框架的設計，包括參議院、眾議院、最高法院等等，都防止了痞子運動和暴民政治的出現。中國也需要找到好的選舉制度，保證 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結合。給定中國的傳統和人口規模，未來的挑戰非常大。印度的政治體制改革走在經濟體制改革前邊，它已經過了這個坎。如果中國未來在經濟發 展上輸給印度，很可能就是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處理不好。
最後想說中國的國際戰略。中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大，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後，未來國際社會有好多遊戲規則需要中國參與制定，但中國千萬不要自大。韜光 養晦，最重要的是發展自己，不要爭世界領導權。一定要靠經濟發展來提升國際地位，從歷史來看，任何依靠武力爭取來的國際地位都不長久。西方人強調中國的責 任，這有道理，負責任才會有國際地位。
未來三十年，中國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最好的企業也一定是世界頂級企業，中國的領導人，無論是政府領導人、企業領導人，還是 學術領導人，都將是世界級的領導人，中國人百年的強國復興夢將實現，中國公民也將以此為榮。——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市場經 濟。(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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