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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者”導演的“離婚案”：宗慶後
在2007年，有一個人差點成為“民族產業保衛者”，他是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
4月2日，《經濟參考報》以《宗慶後後悔了》為題，披露宗慶後對十一年前簽署的合資合同追悔莫及，他表示，“由於當時對商標、品牌的意義認識不清，使得娃哈哈的發展陷入了達能精心設下的圈套。”他同時指責達能集團有壟斷中國飲料業的事實企圖，並為此呼吁社會公眾“保衛民族產業安全”。
4天後，宗慶後在新浪網接受在線訪談，九成以上的網民贊同與達能解約，宗慶後大受鼓舞。法國達能方面則迅即做出反應，它指責宗慶後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搞“體外活動”，先後設立了61家游離於合資母體之外的非合資企業，這些由宗氏家族掌控的“體外”項目規模及經營業績甚至超過了合資企業。達能中國區總裁范易謀頗為動氣地說，要讓宗慶後在訴訟中度過余生。
雙方火藥味十足，很快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宗慶後宣布辭去董事長職務，娃哈哈員工和經銷商相繼發表了幾份義和團式的公開信，甚至還有員工在召開董事會的五星級酒店門口拉橫幅抗議。而達能則向瑞典斯德哥爾摩法庭提起國際訴訟。
如果從娃哈哈的產權衍變來透視，這場“離婚官司”的時代邏輯清晰可見。20年前，宗慶後用自己賣練習簿和棒冰積攢的錢辦起了一家工廠，然而受體制所困，他不得不戴上一頂集體經濟的“紅帽子”，在後來的歲月中，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家企業再“洗”回成自己的。1996年，他通過與達能的合資先是完成了第一次產權重組，後者出資4500萬美元收購娃哈哈51％的股份，繼而在1999年的產權清晰化運動中，他設法讓政府同意把國有資產的54％轉讓給他和他的團隊，其中他個人擁有29•4％的股份。在此之後，宗慶後開始大規模地設立“體外公司”，這些企業的產品使用的都是合資公司所擁有的娃哈哈品牌。2006年底，達能對他的這種行為提出抗議，並提出要麼中止使用娃哈哈品牌，要麼把“體外公司”賣給達能。宗慶後不從，隨即以“保護民族產業安全”為名拉響了對抗的戰鍾。
從一定的時間跨度來看，宗慶後與達能的“離婚案”是新一輪“民族產業保衛運動”中的經典一幕。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企業界曾經發動過一場民族產業的保衛戰，當時的標志性人物是長虹的倪潤峰、聯想的柳傳志和TCL的李東生等，他們以“振興民族品牌”為號召，依靠價格戰的手段一舉擊潰了跨國品牌集團。新近的這一次“保衛戰”則是在去年夏天突然發動的。其焦點則是跨國資本對本土企業的購並與反購並。2006年6月22日，湖南三一重工的執行總裁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裡寫了一篇《謹防徐工收購案搶點過關》，對美國投資機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機械提出抗議，他認為，裝備制造業是國家戰略產業，由外資控制有危國家安全，是必須被堅決抵制的。他每天在自己的博客裡對此起並購案提出種種的質疑。就在徐工並購事件風生水起的時候，另外一些並購案也遭到了類似的命運，8月14日，國內最大的壓炊具制造企業浙江蘇泊爾公司宣布向法國ＳＥＢ集團出售61％的股份，兩周後，愛仕達、雙喜、順發等六家炊具企業緊急聚首北京，聯合對外發布了集體反對蘇泊爾並購案的緊急聲明，理由是，“ＳＥＢ控股蘇泊爾後，必然壟斷中國相關產品市場，給國內企業帶來的生存危機。”12月17日，國內第二大低壓電器企業溫州德力西宣布與德國施耐德公司合資組建德力西電氣有限公司，各擁有50%股份。
消息發布後，與德力西同處溫州柳市的行業最大企業正泰集團當即起而反對，認定“這樣一起看上去十分常見的合資其實是施耐德壟斷並購的第一步。”
日後的事實是，除了徐工並購案被改變了控股意向外，蘇泊爾和德力西兩案最終均獲得了商務部的通過。這些專業性很強的並購案，之所以會引起公眾如何熱烈的關注，成為“被詛咒的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心態的情緒性折射。人們對跨國資本在中國市場的超國民待遇原本就有不滿，再與民營企業這些年的邊緣化狀態相對比，強烈反差自然會醞釀出非理性的、十分亢奮的公眾情緒，在這些事件上，這種情緒得到了極大的宣洩。《每日經濟新聞》的財經評論員葉檀在專欄中寫道，“在事實上，這些企業真正應該呼吁的是公平的並購環境，比如，給予內外資、國企民企一視同仁的稅收與貸款政策，比如，提供一個開放而透明的並購平台、一個完善的游戲規則，讓並購的結果符合市場合理性與法治的公平性。很顯然，宗慶後挑戰大股東達能，正是在這樣的民族情緒背景下發生的。
娃哈哈與達能的輿論大戰是今年上半年最熱鬧的財經新聞。這場眼看將被點燃的“娃哈哈保衛戰”沒有得到主流財經媒體的呼應，很多財經人士認為，飲料行業已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競爭性領域，國家保護已無必要，宗慶後試圖悔約，缺乏必要的契約精神，而他企圖挾民族主義狂熱達到自己商業的目的，則更是不應該支持。更有記者在細致的調查中發現，宗慶後及其妻女早在數年前就持有外國護照，從1998年開始，宗慶後及其家族在境外悄然設立11家海外離岸公司，並以它們為主體發展了39家非達能合資企業。也就是說，如果宗慶後能夠把娃哈哈品牌從達能手中奪回，就“資本血緣”而言，也與民族產業無關。
一直到今年年底，宗慶後與達能的這場“離婚官司”仍然塵埃未定，充滿了種種的變數。它讓人們看到了中國式商業的種種變通與曲折，也展現出不同利益所有者對政策與環境的利用與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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